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任工党党首，并将于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这意味着英国将“十年六相”——10年时间，英国首相轮换如走马灯，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先后离场，创下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政治更迭最快纪录。
巧合的是，整整10年前，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脱欧”，一天后卡梅伦辞职，拉开了日后唐宁街10号频繁易主的序幕。
英国政局何以至此？跟“脱欧”有多大关系？曾被视为西式民主标杆的“威斯敏斯特模式”为何看上去失灵了？侠客岛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展开了对谈。
2026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图源：新华社
1、侠客岛：过去6任英国首相下台各有缘由：卡梅伦因“脱欧”公投辞职，特蕾莎·梅受困“脱欧”遭党内逼宫，约翰逊丑闻缠身、公信力崩塌，特拉斯激进经济政策翻车创下45天最短任期纪录，苏纳克治理乏力大选落败，大胜上台的斯塔默则遭遇施政失效、党内高压。频繁换相背后究竟是个人能力问题还是结构性困局？
崔洪建：“十年六相”表面看是两党在传统政治格局中博弈，背后是政党公信力和制度合法性持续透支。
此前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每次出现危机就“换帅”推责，给民众营造“换相如换刀”的错觉，这是两年前保守党大选大败的核心原因——不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靠换人转移焦点，民众厌烦了。
斯塔默仓促下台则意味着，工党或许会走保守党老路，靠换人维系政权，回避深层变革。这种状况一旦成为常态，英国主流政党及现有政治体制的信誉将被进一步侵蚀。
不久前，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以英国改革党为代表的非主流、反精英政党迅速崛起，如果保守党和工党只贪权、不思变，将持续面临反建制派力量挑战。这是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2、侠客岛：“十年六相”与“脱欧”时间线高度重合，如何定义“脱欧”和政坛动荡的关系？
崔洪建：“脱欧”后的道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脱欧后遗症”不仅困扰英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也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心理和民意基础。
十年来，为应对“脱欧后遗症”，英国政府耗费大量政治经济资源，“脱欧/留欧”不仅成为横亘在保守党与工党间的政治沟壑，也成为英国央地之间不时发作的痛处。民众迷茫感和不安全感加剧，民意深度撕裂。
在此政治生态中，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上台，都难获足够政策空间，找到既能明确长期方向、又能有效破解现实难题的解决方案。脱胎于“脱欧党”、带有极右翼政治色彩的英国改革党不断壮大、开始具备挑战主流政党的能力，就是“脱欧”给英国政局带来持续动荡的最直观例证。
“脱欧”是当时英国发展困境、精英失责、民粹情绪叠加的结果，“全民公投”的方式甚至一度被视为英国“民主制度优势”。“脱欧”本身不是问题根源，而是制度弊病产物；英国一些舆论刻意把问题甩给“脱欧”，暴露出转移视线、掩盖治理短板的用意。
对英国来说，反思“脱欧”有合理性，但回到过去并不现实。且不论能否开启公投、欧盟是否愿意接纳等问题，如今欧盟深陷经济停滞、地缘博弈等困境，能帮英国解决问题吗？10年前就认为欧盟“拖累自己”的英国，能愿意此时“共患难”？答案显而易见。
“脱欧”公投也是英国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为避免党内分裂、保住执政地位，轻率将国家重大抉择抛给民众、推卸治理责任的结果。若要重返欧盟，按现有制度只能再次发起公投，重蹈覆辙风险很高。
更何况，支持重返欧盟的民意并不稳定，更多是借此表达不满现状，“脱欧”“留欧”之争不过是情绪宣泄口。
英国民众此前举行反对英国“脱欧”的抗议活动。图源：外媒
3、侠客岛：两年前，斯塔默以“改变”作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两年后，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公共债务高企，英国前驻美大使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工党党内“逼宫”，极右翼政党崛起。为什么会“越换越乱、越乱越换”？
崔洪建：英国政治素有“西方民主之母”之称，但这套制度如今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传统两党制代表性下降，无法覆盖愈发多元的社会诉求，政治格局走向碎片化。政党内部派系林立、政争激烈，更换领导人门槛极低，甚至仅需数十名议员发难，党首和首相地位就岌岌可危。这直接破坏政党团结性、政府稳定性、政策连续性，长期改革更无从谈起。
其次，主流政党只求保住执政地位，忽视经济民生。从斯塔默辞职演讲看，工党最关心的只有“下一次大选的结果”。
而且，现有政治体制缺乏自我革新的能力，给了极右翼非主流政党崛起的空间。为挽回选票，主流政党只能频繁换相，顾不上解决深层次问题，持续加剧民众不满，最终形成“越换越乱、越乱越换”闭环。
4、侠客岛：斯塔默宣布辞职前，特朗普已经“抢发”消息，说斯塔默移民、能源两大议题全面失败，要求英国放开北海油气开采。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洪建：移民、能源是英国当下突出难题，但特朗普此番表态更多是兜售自身政治主张，即借移民议题放大对欧洲主流政治的批评，依托自身能源优势干涉欧洲内政外交。
“脱欧”后，英国曾推出“全球英国”战略，幻想靠英美特殊关系弥补“脱欧”损失。10年过去，英国期待落空，因为美国对盟友奉行“交易型”外交思维，在关税、乌克兰、伊朗等议题上，英国多次被迫接受不公平交易条件，英美利益无法融合。
英美关系已不复“天然特殊伙伴”，与欧美关系的变化方向愈发相似。英国需要消化心理落差，主动与美国保持距离，积累利益博弈筹码，否则单方面“受伤”的局面只会加剧。
眼下英国政治中反建制力量政策主张与特朗普高度契合，他们会借美国政治变化的影响力挑战主流政党。英美政治层面的分歧会更大，矛盾还会加深。
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问题。欧洲各国虽国情、制度细节有差异，但普遍出现传统政治格局难以维系、政党力量分化重组、极右保守势力崛起等趋势，持续冲击政治稳定性。
这是内外矛盾叠加的结果。欧洲社会诉求持续变化，各国政治体制、主流政党未能主动驾驭变化并同步革新，社情民意与体制机制之间出现严重不适配。经济民生难题又难解，政党以上台执政和胜选连任为首要目标，缺乏执政为民的格局操守，不敢直面政治风险并承担改革代价。
同时，外部环境不断恶化，面对地缘冲突、能源贸易危机等不利因素冲击，欧洲各国主流政党几乎均无法为民众提供急需的安全感与获得感。
5、侠客岛：此前换相如此频繁的是日本，也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走马灯”。这是否说明此类治理模式存在通病？能带来哪些警示？
崔洪建：西式治理模式下，多国政府频繁更迭并非偶然，根源在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的矛盾。制度初衷是分权制衡，现在却异化为互相推卸责任；遇到重大难题执政党就甩锅给全民公投，在野党日常全盘阻挠施政，本该为民代议的政党却沦为小团体利益代言人。
同时，选举带来的政治短周期，和国家长效治理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承受选举压力的政党只看重短期执政利益，缺乏长期改革耐心；政府频繁更迭、政策“翻烧饼”，造成政策断裂，不断加剧内耗。
这种体制更无法适配全球大变局。眼下世界多重危机交织，客观要求各国集中资源、高效决策、凝聚共识，但这些国家的治理模式以分散权力为核心，排斥连贯、强力的长期治理，制度适用性、有效性大幅下降。
在多极化进程中，内耗严重、效率低下的治理体系会持续削弱国家综合竞争力。能否实现治理体系的自我革新，则是决定各国长期发展效能的关键变量。
文/子木
编辑/绫波、点苍配资平台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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